七十年沧桑砥砺，七十年弦歌奋进。我们即将迎来七十周年校庆。为铭记历史，展示风采，凝聚力量，书写未来，校庆办公室组织开展了征文活动，得到了广大校友及在校师生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。为营造浓厚校庆氛围，我们从本期开始特辟专栏，陆续刊登部分征文作品。
有两位先生曾让我无比空虚
刘宁
藉借这个难得的契机———“毕业21年后同学大欢聚”，回忆一下那段青涩的生活，真是一桩好事。一生中发自真诚的感叹其实并不多，尤其是对青春期的感叹，因为道理也很简单：属于一个人的青春只有一次，这几乎是一句废话。
重点回忆两位先生：教“国际政治”的李春贤先生和教英语的古阳先生。
“国际政治”是门公共课，内容苍白无力，接近中学政治思想品德课的老调门。同学们明显不很重视。教室讲桌很高，李先生站在那里，基本只有头部和颈部露在上面。这不能怪讲桌，要怪李先生个子太矮，一米五六左右吧。但他抑扬顿挫、摇头晃脑地讲，间或在黑板上奋笔疾书几个重磅的关键词。他的讲话腔调比较有特色，万荣口音的半普通话，每句话第一个字吐音相当重，且一律仄声，后面的字稀里含糊一带而过，且一律平声。所以，一堂课下来，基本上像听国庆节的礼花弹，教室天花板上不断地传来“当当”的一声声巨响，后面便是烟花烂漫。关于课堂上，大致的印象就是这些了。（恳请李先生原谅学生的不敬，届时我会单独请您喝酒以谢罪）
与李先生的交情是因为我爱在校报上发表一些文章，大咖姿势的李先生发现了，有一天，他叫住我：“刘宁，你过来！”我的心一惊一凉一颤：难道是国际政治又要风云变幻了？要么就是考试被挂住了？谁知他要我办的事情是：给食堂的张师傅写一篇人物通讯，登在校报上。我大喜，这件事情很快就做好了，我依稀记得那篇文章的题目好像叫《锅碗瓢盆咏叹调》。李先生很满意，和他的私人交情，自此就算建立起来了。
他叫我到他家里喝过几顿酒。此时他一家已从先前的平房搬到校门西边新盖起的教工宿舍楼里。这栋楼打地基时，挖出一座清代大墓穴，于是停下工来，等待文物部门考察。后来听说无关紧要，乡间富裕人家的平常墓葬，没有多大考古价值。但我一直耿耿于怀，因为我当时每天都要到那附近走上一遭，分明看见那墓室规模很大，青砖券顶，棺椁俨然。既然专家说价值不大，工程便又再次启动，工人们扔出两件东西，让我不平静了很久：一件是一条完整的清朝男人的大辫子，上百年下来，它竟然不腐烂，而且黑亮亮的；另一件是一袭描龙绣凤的丝质黄袍，明晃晃地摊在黄土堆上。大同的风啊，那么硬朗爽脆，飒飒扬扬，不几天的工夫，这些很可能潜藏着巨大信息量的东西，便烟消云散了。
他夫人是个实实在在的敦厚妇女，见面只会腼腆地笑笑，她来自农村，没有正式工作，给男生宿舍楼看大门，晚间还要下夜，就睡在一楼楼梯下那间狭窄逼仄的只有一门一窗的小屋里，实际上，她一夜也没有在那里睡过，都是李先生代替她值夜。那间楼梯下的小屋，便成了我俩经常秘密聚首的地方。他有活动需要离开时，便叫我替他值夜，他说这里绝对安静，适宜构思写作；他没有活动时，便和我闲聊，传授一些私密的人生经验，他那丰富的阅历和许多幽默的故事桥段，成了日后我小说中的素材。
而更多的时候，是我请他到校门口原平大老李的饭店喝酒，大烩菜、土豆丝、蛋炒面，基本是这个档次。一次，对桌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，斑鬓苍髯，只要了一碗汤面，抖抖索索地在吃。李先生忽然停住筷子，怅望良久，抬手抹了一把泪水下来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：“看见那个老人，就想起了我的父亲。他一辈子也没享过一天的福。”这个片段让我至今记忆深刻。
临近毕业的时候，他有位好友时任大同南郊区某乡乡长，托他物色一个秘书人选。他认为我合适，找我私下商谈。我认为干了这个角色，很可能一辈子就栽到农村里了。他讥笑我见识短浅，他说：“刘宁，你真是目光短浅，基层才是最锻炼人的地方，那些大人物不都是从秘书干起，乡长、区长、市长……”这句话我至今言犹在耳。虽然目标炫目至极，直觉却告诉我，那比美国的“探索者”号航天器奔赴火星的征程都要来得漫长和缥缈。与他的人生设计和价值判断相比对，我第一次触摸到现实生活的空虚和落寞。
第二位回忆古阳先生。古先生本名古卫东，英语系的老师，代过我们班几个星期的英语公共课。正像他为自己起的笔名古阳一样，浑身散射着太阳的光辉和热量。他大个子，接近一米八〇，又高又瘦又直，像学校围墙外西干渠上的一棵青年槐树。古先生的笑声非常有特点：先扬起脖子，再张大嘴巴，眼睛眯起来，这一系列的动作指标完成后，才发出欢蹦乱跳的大笑声，“嚄———嚄———嚄———”那声音是从胸腔里一股子一股子地挤出来的，而且余音缭绕，让人能联想到海浪拍打到沙滩上然后又慢慢退缩回去的形象。
从大二开始到毕业，古先生几乎是我精神上最亲密的人兼情感的寄托。他那时兼任校报副刊版编辑，我把自己写的一部中篇小说的手稿交给了他，请他审阅。一天午休时间，他走进了我们宿舍，他说：“你们好，热爱文学的孩子们！”这就是我们正式相识的开始。那天下午我们在宿舍里一直聊到4点多钟，把下午课也旷了；开始好多人围着他聊，后来陆陆续续走掉不少，最后剩下的，只有郭少雄和我了。他为人豪爽高蹈，不拘小节，铺陈直言，不喜曲饰，这些鲜明的个性痕迹，或多或少地也影响了我的心性取向。记得一次周末在他家里饮酒，汇集了不少其他系别的各色同学（我们班是我和少雄两个），他亲手红烧了一条大鲤鱼，白菜丝和小银鱼调制的下酒凉菜，满满一大铝盆，这两道菜给我的印象至今难以磨灭。他边拧开酒瓶倒酒，边说：“今天我老婆不在，咱们可以尽情欢乐。嚄———嚄———嚄———”又是一阵海浪拍打沙滩般的飒飒风涛之声。酣饮至高潮，他抱起一把吉他，高歌狂奏，一时之间云水翻腾，屋宇之下乐音荡彻。
对于我的写作，古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可谓是不遗余力的，全心全意的。在校报上连载了我的处女作《七月流火》，时间跨度达一年半之久。读完我的短篇小说《王侯之殇》后，他激赏有加；当时他正在大同广播电台做一档文艺欣赏栏目的兼职主持人，亲自操刀剪裁组合，改编成广播剧的形式予以播出，连播了一个星期，每期 15分钟。那时正值年底寒冬季节，一天晚上六点半钟，我正钻在市里一家包子铺里啃食一枚五香兔头，马路边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里流淌出一段乐曲之后，古先生那富有磁性的男中音登场了，听着他娓娓地播送，那些熟悉的词句一一在我眼前滑过。电波在整个城区上空徐徐回荡，我忽然发现，夜幕下的北大街竟是如此优雅美丽。回校的路上，蹬着破旧的自行车，头顶上凛凛风啸而浑然不觉，原来，塞北的冬天也有热气腾腾的时刻！
他领我去校报主编陈映辉老师家吃过一顿晚饭。陈主编是四川广元人，他拿出一瓶泸州老窖，还有下酒的夫妻肺片，说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。这都是沾了古阳先生的光。之前我从未吃过这道菜，那种独特的熏制味道至今还能在我的味蕾之上灵光乍现（太原现在有不少夫妻肺片小店，我品着都不太对路）。他还领我去冯桢老师家看午夜录像片《铁皮鼓》。这是一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，在国内当时却是一部禁播片。我们几个一阵手忙脚乱，关窗闩门拉窗帘，就像要干什么坏事似的，电视机的音量扭到最小，刚刚能听清即可。说的都是德语，中文字幕过得很快，但我们看得惊心动魄，震撼不已。其间我记得古先生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文学。”果不其然，我们毕业5年后，也就是1999年，该影片的原著作者君特?格拉斯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大奖。
他夫人是物理系老师，醉心于学历进修，两人聚少离多，对古先生的文艺兴趣，好像也颇有微词，大意是不务正业云云。古先生有一个厚厚的牛皮笔记本，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，记录着自己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。他给我看过一次，说：“随便读，但愿能给你提供些鲜活的生活素材。我希望你能写写我，我的故事性很强，可惜我个人写不出来！”
大约是1996年夏天，我回过母校一次。他当时已经从原先那个家中搬了出来，住在学校单身教工楼（就是咱们刘殿祥老师结婚前一直住的那栋小楼）二楼的一个房间里。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哦，你来啦！”我俩紧紧拥抱，久久无语。他睡觉的那张单人床上靠墙的一面，摞起来足足一人高的书籍。几件比较体面的外套，就用衣架撑着挂在靠门的铁丝绳上。一张简易书桌上，摆着他小女儿婷婷稚气可爱的照片。他已经离婚了。净身出户，只带走了属于自己的书籍和小女儿婷婷。孩子当下正寄养在运城老家，由他父母看顾。中午我拉他到饭店吃饭，他坚决不肯，说：“必须我来招呼你。”他从一楼小食堂打来两个菜，又出去了一趟，买来一捆云冈冰镇啤酒和油炸花生米。没喝上几瓶，他已呈现醉意。他脸色很疲惫，但他还是又抱起了那把吉他，忘我地狂歌了一曲：
“九月的天空，依稀晴朗，阳光下许多故事，缓缓酝酿。车来车往，车来车往，十三岁的小姑娘背着书包去课堂……车来车往，车来车往，最后你是否看见天使在飞翔？……车来车往里有没有神的光芒？……”
这是1995年曾流行一时的歌手张恒的那首《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》。唱毕，他对着书桌上女儿的那张照片，大喊了两声：“婷婷，我的好婷婷！”
大概是2002年，我又回过一次母校。古先生已经不在这个学校教书了。就在一两年前，他调回到运城老家的师范专科学校了。想进一步再向几位师长打听一下他的生活近况如何，不是知之甚少，就是语焉不详。
古阳老师，我的古先生啊，这些年来，您别来无恙乎？
每每想起他，那段大学的四年时光，总有一种无比空虚的气息，扑面而来。
（作者系雁北师专中文系1990级本科班学生，太原市实验中学教师，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，中国作协会员）
